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24]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草案的说明》，《湖南政报》1957年第12期，第385页。因此，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需要按照规范这一违法行为的单行法律、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具体规定，去判断是否构成了违法行为。
[55]参见中国证监会证监罚字〔2006〕27号，2006年10月。因而，我们还需设定一个更具指导意义的适用原则加以统筹安排，这大体包括：（1）从客观判断到主观判断。4.提供了轻罚与重罚的区分标准。历史上，以郭特希密特为代表的质的区别说，曾一度在德国和瑞士法院中获得承认。成立要件作为法定的、反映行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认定标准，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根本属性。
刑法中的法益概念已经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一般认为，犯罪行为侵害到的是法律意欲保护的法益。[76]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本质》，载《第七届全国公法学博士论文优秀论文集》，第429-445页。主权概念允许和要求的封闭性远非例外，而是国家活动的常规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施米特认为，从法制史上看主权问题一直都涉及打破具有正当性的现行秩序的问题，高于常态规范、打破常态法律规范的行为可被称作主权行为。苏联和中国宪法学者，皆认为该条款确定了人民主权原则。施米特的主权理论也受到了批评。[41]国家法人理论中的国体（Staatsformen）分类，就是以国家意思关系之形式作为分类标准的。
[58]参见陈序经：《现代主权论》，张世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1页。[33]（三）主权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或最终的决定权对主权含义的第三种理解，特别强调主权观念中最高性或最终性的要素，用主权一词特指国家内部最高的或最终的决定权，类似于前述耶利内克所称之机关的主权。
[42]在英语学界，也存在将主权理解为国内的最高或最终决定权的学说。按照施米特的逻辑，只能认为总统宣布例外状态的权力并非自足的主权性权力，而是由另一次例外状态中的决断——即1919年的制宪所授予的。至于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位于何处，由于《临时约法》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并不明确。制宪者在原理上认同直接、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认为在条件具备后应当将之完全实行。
主权是政权的根源或本体，政权是主权发动的作用或行使的方法。如在19世纪，一方面国家职责得到极大扩展，工人福利、防疫、专利、铁路等都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但国家的主权属性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对中国宪法上主权原理构造之独特性的阐述，也停留在相对简单的阶级论比较分析的层次。但由于处于所谓训政时期，国民大会的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代行，而人民的政权则由国民政府训导行使，故《训政时期约法》下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治权）-人民（政权）的错置三层级，是一种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体制。
[100]参见钱宁峰：《辛亥以来主权在民条款的中国式阐释》，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之。
[39]芦部信喜「国民主権(1)」法学教室54号（1985年）18頁参照。[2]如王祯军：《论我国公民违宪审查建议权的意义及其完善》，载《河北法学》2009年11期。
如前所述，卡尔·施米特将主权作为例外状态决断权的理论，也可以与其制宪权学说相结合解读。国家权力是统治性（herrschende）的权力，其区别于其他人类团体权力（非统治性权力）的特征在于国家权力是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亦即国家不但可以为其成员制定法规范，而且可以凭借其自身的资源去强制执行其法规范。[115]宪法序言中中国各族人民与中国人民同义，使用各族是为了强调各民族的共同作用，使少数民族感到亲切。[98]参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133]全国人大的修宪权，也受到修宪权之本质与界限的限制，不得改变人民的主权者地位，也不得消除或削弱主权者人民对权力行使者的控制，否则便是破坏修宪权自身存在根据的自杀行为。[23]作为国家之属性的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领土和人民的最高权威[24]，对其国民及其领土内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国家机构的决定只能在国家的宪法结构内受到依法律的挑战。
换言之，总统之所以享有主权即例外状态决断权，乃是因为他服膺于魏玛宪法（或者用施米特所钟爱的一种权力服从另一种权力，无非指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服从拥有另一种权力的人[55]说法来说，就是服膺于1919年的制宪者）。[94]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故经由国民主权中蕴含的制宪权而创制出的宪法，不能容忍国民主权在宪法有效支配下仍具备实质活动力，国民主权必须自我虚化为正当性象征的意味，化约为国民制宪权的一次性行使。[8]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主权概念不止一次地被迫适应政治统治发展的巨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概念中许多特征的含义已有所改变，而且主权概念的含义不但因时而变，也因国而异。
[117]有论者认为，人民主权是表示由人民实现国家之最高权力。主权者的存在样态与构成是另一较为复杂的论题，可另文论述，本文仅以主权概念本身为论题。
刘练军：《人民主权理论的思想史叙事》，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145]See Dieter Grimm, Sovereignty: The Origin and Future of a Political and Legal Concept, translated by Belinda Coop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p 16-31.[146]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92]参见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八集·论著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8页。[68]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2页。
主权所受约束的内容，可以结合耶利内克关于国家构成要素的理论加以解读。前者是指法律的领域中根据法律有权要求人们服从者，后者是指在事实的领域中凭借强力令众人服从者。
作为法外存在的制宪权力，在实定法的框架内被认为仅是一种具有正当化作用的有限存在，主权即制宪权既非最高的法律权限，也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统治实力，而是统治的正当性，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这一命题的意义仅止于宪法的正当性在于国民。持国家为主权主体论者，多从国家的属性或国家权力本身的意义上去理解主权。
[97]参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108]政权可被认为具有权力与权利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作为机关的县民（在县一级）或国民大会（在全国一级，可理解为全体国民，也可理解为国民选出的一个代表机关）行使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将与人民相区别的、在组织上相分离的国家机关的国家行为看成是人民通过这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日本学者芦部信喜即力主两说的融合。在Ernst-Wolfgang B#246;ckenf#246;rde看来，民主原理与人民主权原理虽不等同但密切关联，人民主权原理发展为国家和政府形式意义上的民主原理。[68]同时，制宪权区别于且高于包括修宪权在内的各种宪定权，后者仅仅是已有宪法框架之内的权力。
因此，耶利内克的国家法人理论，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像国家有机体理论那样通过将国家作为主权主体以消解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之争的妥协性理论。政权位于治权之上，虽然不直接负责行政、立法、司法等事务，但却指挥、监督、控制治权的行使。
秦前红、叶海波：《论立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地位——基于法律保留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1954年宪法的制定，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重要参考[116]，该条的表述即参考了1936年苏联宪法第3条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
从历史上看，主权一词本来表示的就是最终决定权的意思。[97]王宠惠的宪法草案也沿用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认为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体最重要之原理，但删去了《临时约法》中的统治权条款，认为学理上主权与统治权的关系聚讼纷纭，不宜将有争议的概念载入宪法。
